12年一个轮回？ 几家欢喜几家愁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 36岁的打工者刘自强就很高兴。因为新法规定用工单位必须在用工之日起一月内签合同，如果超过一个月没签，企业就要付双倍工资。“这真是个好消息。”据报道，在山东潍坊听完劳动合同法的讲座后，刘自强这么说。
     农民工学习法律的热情，跟企业一样前所未有地高涨。数位劳动法专家都告诉记者，曾经遇见过他们中有人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相关法条。在过去，许多底层劳动者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也不知道如何能获得保护。他们只能沉默，只能忍耐。“这将是保护劳动者的一柄利剑。”有人如此讴歌，也有人说，“这将是一部造就刁民的法律。”
     其实这已不是第一柄利剑。12年前，同样的欢呼曾经为劳动法的诞生而响起。那是建国后第一部专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，当时的法学界有人称其为“劳工神圣的卫士”。
    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并不小，有些规定甚至走在世界前列。可是多年以后的今天，当时的欢呼已经烟消云散，血汗工厂、黑砖窑、以死讨薪等让人惊心动魄的悲惨事件一次又一次出现，就好像时光突然回到一个世纪前的日本，或是1850年的西里西亚、19世纪初的兰开夏郡。
     在那些地方漫长而压抑的工业化中，从逆来顺受，到愤而抗争，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斗争艰难曲折，直到劳动力开始枯竭，城市工人们的地位才得到改善，实际收入才开始增长。那时候，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70年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已开始了30年。
     而中国目前还有数亿的劳动力正在等待从农村转往城市，城市则每年生产着六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。他们一起构成了自1970年代知青返乡、1990年代国企下岗以来的第三次就业浪潮。
    “在整体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面前，所有的欢呼也许都为时过早，”经济学家、清华-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评论说，“更何况尽管有法律，但中国的执法总是让法律形同虚设。”
执法的苍白几乎是中国法治之痛，而劳动法的高标准保护在中国以低成本之优势高速发展时期，更是缺乏执法的社会土壤。它在人们记忆中几乎已经淡无痕迹，以致当2004年一度传出SA8000（社会责任认证标准）将强制推广的消息时反而在沿海工厂引起震动，其实后者不过是流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“自愿的生产守则”，劳工标准还低于劳动法。
     法律被人遗忘的结果，是当守法者付出更大代价时，违法者却在一旁偷笑，整个经济以致被称为“借来的增长”。
     但是当整个社会公平与正义，甚至人性的道德底线都受到挑战之时，更严格的劳动合同法就有了诞生的土壤。
     “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，就算制定出一部完美的法律又如何？”本是律师、现从事咨询业的陈女士反问，“最大的输家不过是法治本身而已。”